钢铁兵器我国虽然在春秋晚期才进入铁器时代，但是河北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商代，已经能够使用陨铁制成比较锋利的钺刃，以后再在浇铸青铜钺身时合在一起，制成铁刃铜钺。出土实物还表明，我国在春秋晚期，已经使用人工制造的铁器。到战国晚期，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块炼铁固态渗碳炼钢技术，炼成质地比较好的钢，为制造钢铁兵器提供了原材料。这时，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国和三晋地区，已经使用剑、矛、戟等钢铁兵器和用于防护的铁片兜繁。到了西汉，由于淬火技术的普遍推广，钢铁兵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军队装备钢铁兵器的比例不断上升。考古界在西安市汉都长安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建于汉高祖时的兵器库，内藏铁制的刀、剑、矛、戟和大量箭镞，数量远远超过了青铜兵器，生动地反映了铜兵器和钢铁兵器的消长情况。从东汉到唐宋，钢铁兵器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坚韧锋利的各种钢铁兵器层出不穷。步兵使用刀、盾作战，具有攻防兼备的作用。骑兵使用双刃马矟，可直透敌兵的铠甲。射远兵器弩，继西汉出现带刻度的望山后，又在东汉出现了腰开弩；三国时期的诸葛亮（181—234）创制了连弩，使蜀军的射远兵器得到了很大改善；到唐代，射远的强弩已经发展成为重型的床弩，杀伤力大大增强。晋代创制的马蹬，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使用，提高了骑兵的骑术和战斗力。官兵披着的铠甲五光十色，唐代的制式铠甲已多达十三种，被称作“唐十二甲”。这一时期钢铁兵器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制造的标准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军队装备的制式化方面。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当时一名士兵的基本装备是：“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皆一。”唐河东节度使都虞侯李筌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部署篇》中说，当时一个军编有一方二千五百人。又在这部书的《器械篇》中记载了一个军的全部装备，共有弓一方二千五百张（配箭三十七万五千丈），弩二千五百张（配箭二十五万支），枪一万二千五百支，佩刀一万把，陌刀二千五百把，棓二千五百杆，甲七千五百领，战袍五千领，牛皮牌二千五百面。从上述装备的数量可知，刀、枪、弓、铠甲和战袍是士兵必备的装备，平均每人一伴，每张弓配箭三十支；弩每五人一张，配箭一百支；牛皮牌是遮挡型防护装具。就全军装备的兵器来说，种类齐全，用途多样，有格斗兵器、卫体兵器、射远兵器和防护装具，具有攻防兼备、轻重结合、长短互补的特点。如果全军出征，各种兵器配合使用，便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刊印的《武经总要》，全面记载了北宋2初年制造和使用的钢铁兵器，有长杆刀枪各七种，短柄刀剑三种，专用枪九种，兵器和工具合一的五种，斧和叉各一种，鞭锏等特种兵器十二种，防护装具四种，护体甲胄五种，马甲一种，弓四种，箭七种，弓箭装具五种，弩六种，复合式床子弩八种。它们实际上是集宋代以前发展的各种冷兵器的大成。人们常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挝、拐子、流星等十八般兵器来形容中国古代兵器之多，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兵器远远不止这十八种，说它多得数不清是不算夸大的。宋代以后，钢铁兵器虽然仍在发展，但是它们的战斗作用同逐渐发展的火器相比，便退居次要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