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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相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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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闻一多生平介绍1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臧克家与闻一多2臧克家生平3闻一多生平介绍闻一多(1899-1946),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著有诗集《红烛》(1923)、《死水》(1928)。学术著作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闻一多的主要著作收集在《闻一多全集》中,共4册8集,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关于闻一多主要研究资料有:《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陈凝《闻一多传》(民享出版社,1947)、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  闻一多,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著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匡斋说诗》《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离骚解诂》《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诗经新义·二南》及《释朱》等,并有《闻一多全集》出版。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臧克家与闻一多臧克家与闻一多的相识是在青岛,那是1930年的夏天。臧克家是青岛大学英文系的新生。开学之后,臧想转到中文系,就去国文系主任办公室找闻先生。当时有几个学生都想转,问到臧时,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臧瑗望”(臧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以《杂感》中“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诗句见之于闻一多先生了。此后,臧克家读了闻一多的《死水》,便放弃了以前读过的许多诗,也放弃了以前对诗的看法;觉得如今才找到适合自己创作诗歌的途径。对《死水》,臧克家几乎全能背诵,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臧的诗,闻是第一个读者。一次暑假,臧克家把自己的《神女》寄给老师,寄回来时,在自己喜欢的一个句子上有了红的双圈,让臧克家高兴得跳了起来!1932年夏天,学校里发生了学潮,是为考试制度定得太严,同学们把责任全推到闻先生身上,有些人写打油诗骂他,他泰然处之。暑假之后,他便转到清华大学去了。他在给臧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1932年六月底的一天,臧到清华园去看闻先生。闻住着一方楼,一个小庭院,四边青青绿草,一片生趣。还是那样的桌子,还是那样的秃笔,还是那样的四壁图书。桌上的大本子已经不是唐诗、《杜甫交游录》,而是“神话”一类的东西了。这时的闻一多不再写诗。“七七”事变,使臧再访闻先生的事成了泡影。七月十九号臧离开北平,在车站上碰遇到闻先生一家。臧在德州下了车,辞别了闻先生——是永远辞别了他。以后,臧一直在战地上跑,偶尔在画报上看见闻先生的照片,胡须半尺长,成了清华有名的四大胡子之一。臧每隔一年半载就给先生写封信,以表怀念之情。后来,闻终于回了一信。臧自是十分惊喜。劈头第一句:“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信中对臧想到闻身边工作写道:“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重于你。”这时候,关于他的生活困苦,臧已有所闻,为了补贴生活,他给别人刻图章,另外还给一个中学改国文卷子,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些。关于他的学术以外,他写道:“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他在昆明领导文化运动,为民主而战,他像一面大旗,引导着千千万万的青年。他呼喊的波浪,已波及全国。他已经不是孩子的父亲,学生的导师,而是四万万人民的闻一多先生了。但也由此引起官方的不满。报纸上刊出了教育部解聘他的消息。许多朋友声援他,向他致敬。臧写了《擂鼓的诗人》,以示抗议。闻在回信中写道:“你在诗文里夸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而闻竟死在了暗枪底下。这枪是无声的、卑鄙的;而他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血流在了他工作多年的昆明的土地上,他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永恒的。臧克家生平臧克家,山东诸城人。生于1905年10月,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孙荃、何嘉。民盟成员。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30年至1934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1934年毕业。后任山东临清中学教员,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1937年至1942年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三十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1942年至1946年任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1946年至1948年任上海《侨声报》文艺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臧克家历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新闻出版总署编审、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事、顾问,《诗刊》主编、编委、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臧克家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37年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后出版有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等。抗日战争后,出版有《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呜咽的云烟》、《泥土的歌》等诗集和长诗《古树的花朵》。1945年出版有诗集《生命的秋天》、《民主的海洋》。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有政治讽刺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1947年出版有小说集《挂红》、《拥抱》,散文集《磨不掉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有《臧克家诗选》、《一颗新星》、《春风集》、《欢呼集》、《毛泽东诗词鉴赏》、《李大钊》、《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杂花集》、《学诗断想》、《诗与生活》,《毛主席诗词讲解》(和周振甫合写),《今昔吟》、《怀人集》,《臧克家选集》(六卷)等。2000年1月获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2003年获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臧老亲身参加过1927年的大革命,长期从事抗日战争的文化宣传工作,为民族解放而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黑暗,以笔作枪,大写政治讽刺诗。他紧跟时代步伐,面向社会现实,关注国家命运,把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劳动人民引入诗中。他的早期诗作,侧重抒写旧中国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忍、挣扎与抗争,着力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统治者的凶恶残暴与腐败黑暗,表达了诗人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对反动势力的刻骨仇恨以及对光明前途的热烈渴望。解放后,诗人将忧国忧民的一腔激情,化为爱国爱民的热情诗篇,歌颂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赞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的诗,既有饱含血泪的低吟,又有满怀豪情的高歌,通过诗人的独特感受,反映了由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时代精神,从社会心灵的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饱受苦难、奋起反抗、终获解放的历史进程,闪耀着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芒,如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欢呼集》等。因此,有诗论家称臧老的诗是“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编年诗史”(汪锡铨),是“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王昌定),堪称确论。在古今中外文化不断撞击的80余年新诗史中,臧老不为西化之风所动摇,也不为复古之潮所干扰,既借鉴外国诗歌的有益经验,又着力发扬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民谣的优良传统,还吸收“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艺术营养,广收博采,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化新诗。恰如陈良运所说:“他的诗中国味特别足……是确确实实地彻里彻外地中国化了、民族化了的中国新诗。……是中国新诗民族化最突出的典范,或者说是最早树立的典范。”臧老的诗,意象鲜活丰富,手法多姿多彩,技巧娴熟精美,语言新奇精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朴素、谨严、凝练、含蓄。他为我国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健康发展和中国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臧老最早发表的处女作,既不是诗歌,也不是诗论,而是散文。1939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乱莠集》。此后,散文与诗歌创作同步进行。他一手写诗,一手为文。臧老自言:“诗与散文平分秋色”。有人说他“散文与诗一样美”(封敏)。也有人说他“文胜于诗”(郭冬)。其实,他的诗歌与散文前后各有擅场。如果说,臧老的诗歌高峰屹立于解放前,诗名掩了文名;那么,臧老的散文高峰则突起于解放后,文质胜过诗质。愈到老年,他的散文创作数量愈多,质量愈精,影响愈大。而且,他的散文带有诗人不同寻常的个性风采,因为他的“气质、情愫、志趣”,“都是属于诗的”,所以他的散文别具一种诗的特质、诗的情趣;情韵美、诗境美、蕴藉美、精炼美、文采美。许多散文精品如《炉火》、《镜泊湖》、《书的故事》等等,更是至情至性,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让人悄焉动容。,生于1905年的臧老,德高望重,是我国现当代硕果仅存的“诗坛泰斗”。他从1924年学写新诗,至今已有80年的创作历程。时间之长,成果之富,无人可比。正如吴奔星所说:“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的历史相差无几,几乎可以说他是一部足以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中国新诗史。”1933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旋即得到前辈文坛巨匠闻一多、茅盾、老舍、朱自清等的推许和赞誉,一举成名,蜚声诗坛。谷牧称赞他“一生献给了诗的王国”;张光年说他“从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战士”,可谓知人。他既以诗歌为生命,又以生命为诗歌,始终执著地追求艺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革命,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不改初衷,并且与时俱进,老而弥坚。他是中国新诗少数几位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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