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张中行人物介绍2叶圣陶简介3人物生平3主要成就3轶事典故4《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叶圣陶4类文品读12怀念圣陶先生——吕叔湘12 张中行人物介绍张中行（1909—2006年），原名张璇，学名张璿，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乡石庄(今属天津市武清区河北屯镇)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大家地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南怀瑾，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感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道:"老头有骨气"。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三人被称为"未名四老"。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终生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 叶圣陶简介人物生平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主要成就文学成就：叶圣陶的第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题作《儿童之观念》，批评了中国儿童受到的坏影响。事实上，叶圣陶是20世纪20年代第一位写童话的作者。他的作品《稻草人》于1923年出版。这部儿童读物在许多青少年当中极受欢迎。另一个作品《古代英雄的石像》，讲述了一块石头被雕刻成英雄的形象。这个简单易读的故事背后的寓意是嘲笑专家的傲慢自大与人们的麻木。叶圣陶热切的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包含规范的语法、修辞、词汇、标点、简化字和除去异体汉字。他又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并且规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他所做的努力改进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与组织结构。最重要的是，叶圣陶在出版领域提倡使用白话文。他的杂志和报纸大多使用白话文，这极大地方便了记者和读者的阅读。所有的这些贡献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育成就：叶圣陶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这一教育思想，以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为逻辑起点，形成了唯物辩证的中国教育改革之学；在探索和回答中国教育改革实际问题中，精辟、独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基本原理；在总结和提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中，发展、创新了中国现代教育教学理论。轶事典故叶圣陶曾数次改名，他原名叶绍钧，他12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并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这样叶绍钧满意而去。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2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象》，署名“圣陶”。以后他又把姓“叶”与笔名“圣陶”连了起来，成为著名于世的笔名。《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叶圣陶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文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课文里所收的，选文中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了一些单篇短什就足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磨细琢的研读功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读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至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学生在校的时候，为了需要与兴趣，须在课本或选文以外阅读旁的书籍文章；他日出校之后，为了需要与兴趣，一辈子须阅读各种书籍文章；这种阅读都是所谓应用。使学生在这方面打定根基，养成习惯，全在国文课的略读。如果只注意 于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其弊害是想象得到的，学生遇到需要阅读的书籍文章，也许会因没有教师在旁作精读那样的详细指导，而致无所措手。现在一般学校，忽略了略读的似乎不少，这是必须改正的。略读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并不等于说不需要教师的指导。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略读是国文课程标准里面规定的正项工作，哪有不需要教师指导之理?不过略读指导与精读指导不同。精读指导必须纤屑不遗，发挥净尽；略读指导却需提纲挈领，期其自得。何以需提纲挈领？惟恐学生对于当前的书籍文章摸不到门径，辨不清路向，马马虎虎读下去，结果所得很少。何以不必纤屑不遗?因为这一套功夫在精读方面已经训练过了，照理说，该能应用于任何时候的阅读；现在让学生在略读时候应用，正是练习的好机会。学生从精读而略读，譬如孩子学走路，起初由大人扶着牵着，渐渐的大人把手放了，只在旁边遮拦着，替他规定路向，防他偶或跌交。大人在旁边遮拦着，正与扶着牵着一样的需要当心；其目的惟在孩子步履纯熟，能够自由走路。精读的时候，教师给学生纤屑不遗的指导，略读的时候，更给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其目的惟在学生习惯养成，能够自由阅读。仅仅对学生说，你们随便去找一些书籍文章来读。读得越多越好；这当然算不得略读指导。就是斟酌周详，开列个适当的书目篇目，教学生自己照着阅读，也还算不得略读指导。因为开列目录只是阅读以前的事；在阅读一事的本身，教师没有给一点帮助，就等于没有指导。略读如果只任学生自己去着手，而不给他们一点指导，很容易使学生在观念上发生误会，以为略读只是“粗略的”阅读，甚而至于是“忽略的”阅读，就此了事。这是非常要不得的，积久养成不良习惯，就终身不能从阅读方面得到多大的实益。略读的“略”字，一半系就教师的指导而言：还是要指导，但是只须提纲挈领，不必纤屑不遗，所以叫做“略”。一半系就学生的功夫而言：还是要像精读那样仔细咬嚼，但是精读时候出于努力钻研，从困勉达到解悟，略读时候却已熟能生巧，不需多用心力，自会随机肆应，所以叫做“略”。无论教师与学生都须认清楚这个意思，在实践方面又须各如其分，做得到家，略读一事才会收到它预期的效果。略读既须由教师指导，自宜与精读一样，全班学生用同一的教材。假如一班学生同时略读几种书籍，教师就不便在课内指导；指导了略读某种书籍的一部分学生，必致抛荒了略读别种书籍的另一部分学生；各部分轮流指导固也可以，但是每周略读指导的时间至多也只能有两小时，各部分轮流下来，必致每部分都非常简略。况且同学间的共同讨论是很有帮助于阅读能力的长进的，也必须阅读同一的书籍才便于共同讨论。一个学期中间，为求精详周到起见，略读书籍的数量不宜太多，大约有二三种也就可以了。好在略读与精读一样，选定一些教材来读，无非“举一隅”的性质，都希望学生从此学得方法，养成习惯，自己去“以三隅反”；故数量虽少，并不妨事。学生如果在略读教材之外，更就兴趣选读旁的书籍，那自然是值得奖励的；并且希望能够普遍地这么做。或许有人要说，略读同一的教材，似乎不能顾到全班学生的能力与兴趣。其实这不成问题。精读可以用同一的教材，为什么略读就不能?班级制度的一切办法，总之以中材为标准；凡是忠于职务，深知学生的教师，必能选取适合于中材的教材，供学生略读；这就没有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同时，所取教材必能不但适应学生的一般兴趣，并且切合教育的中心意义；这就没有兴趣合不合的问题。所以，略读同一的教材是无弊的。只要教师能够忠于职务，能够深知学生。课内略读指导，包括阅读以前对于选定教材的阅读方法的提示，及阅读以后 对于阅读结果的报告与讨论。作报告与讨论的虽是学生，但是审核他们的报告，主持他们的讨论，仍是教师的事；其间自不免有需要订正与补充的地方，所以还是指导。略读教材若是整部的书。每一堂略读课内令学生报告并讨论阅读那部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待全书读毕，然后令作关于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至于实际阅读，当然在课外。学生课外时间有限，能够用来自修的，每天至多不过四小时。在这四小时内，除了温理旁的功课，作旁的功课的练习与笔记外，分配到国文课的自修的，至多也不过一小时。一小时够少了，而精读方面也得自修、预习、复习、诵读、练习，这些都是非做不可的；故每天的略读时间至多只能有半小时。每天半小时，一周便是三小时，(除去星期放假)。每学期上课时间以二十周计，略读时间仅有六十小时。在这六十小时内，如前面所说的，要阅读二三种书籍，篇幅太多的自不相宜；如果选定的书正是篇幅太多的，那只得删去若干，选读它的一部分。不然，分量太多，时间不够，学生阅读势必粗略，甚而至于忽略；或者有始无终，没有读到完篇就丢开；这就会养成不良习惯，为终身之累。所以漫无计算是要不得的。与其贪多务广，以致发生流弊，不如预作精密估计，务使在短少时间之内把指定的教材读完，而且把应做的工作都做到家，绝不草率从事，借此养成阅读的优良习惯，来得有益得多。学生有个很长的暑假，又有个相当长的寒假；在这两个假期内，可以自由阅读很多的书。如果略读时候养成了优良习惯，到暑假寒假期间，各就自己的需要与兴趣去多多阅读，那一定比不经略读的训练多得吸收的实效。归结起来说，就是：略读的分量不宜过多，必须顾到学生能用上的时间；多多阅读固宜奖励，但是得为时间所许可，故以利用暑假寒假最为适当。书籍的性质不一，因而略读指导的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一般说，在阅读以前应该指导的有以下各项。一版本指导一种书往往有许多版本。从前是木刻，现在是排印。在初刻初排的时候或许就有了错误，随后几经重刻重排，又不免辗转发生错误；也有逐渐的增补或订正。读者读一本书，总希望得到最合于原稿的，或最为作者自己惬意的本子；因为惟有读这样的本子才可以完全窥见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含糊。学生所见不广，刚与一种书接触，当然不会知道哪种本子较好；这须待教师给他们指导。现在求书不易，有书可读便是幸事，更谈不到取得较好的本子。正惟如此，这种指导更不可少；哪种本子校勘最精审，哪种本子是作者的最后修订稿，都得给他们说明，使他们遇到那些本子的时候，可以取来覆按，对比。还有，这些书经各家的批评或注释，每一家的批评或注释自成一种本子，这中间也就有了优劣得失的分别。其需要指导，理由与前说相同。总之，这方面的指导，宜运用校勘家、目录家的知识，而以国文教学的观点来范围它。学生受了这样的熏陶，将来读书不但知道求好书，并且能够抉择好本子，那是受用无穷的。二序目指导读书先看序文，是一种好习惯。学生拿到一部书，往往立刻看本文，或者挑中间有趣味的部分来看，对于序文，认为与本文没有关系似的；这是因为不知道序文很关重要的缘故。序文的性质常常是全书的提要或批评，先看一遍，至少对于全书有个概括的印象或衡量的标准；然后阅读全书，就不至于茫无头绪。通常读书，其提要或批评不在本书而在旁的地方的尚且要找来先看；对于具有提要或批评的性质的本书序文怎能忽略过去?所以在略读的时候，必须教学生先看序文，养成他们的习惯。序文的重要程度，各书并不一致。属于作者的序文，若是说明 本书的作意、取材、组织等项的，那无异于“编辑大意”“编辑例言”，借此可以知道本书的规模，自属非常重要。有些作者在本文之前作一篇较长的序文，其内容并不是本文的提要，却是阅读本文的准备知识，犹如津梁或门径，必须通过这一关才可以涉及本文；那就是“导言”的性质，重要程度也高。属于编订者或作者师友所作的序文，若是说明编订的方法，抉出全书的要旨，评论全书的得失的，都与了解全书直接有关，重要也不在上面所说的作者自序之下。无论作者自作或他人所作的序文，有些仅仅叙一点因缘，说一点感想，与全书内容关涉很少；那种序文的本身也许是一篇好文字，对于读者就比较不重要了。至于他人所作的序文，有专事赞扬而过了分寸的，有很想发挥而不得要领的；那种序文实际上很不少，诗文集中尤其多，简直可以不必看。教师指导，要教学生先看序文，更要审查序文的重要程度，与以相当的提示，使他们知道注意之点与需要注意力的多少。若是无关紧要的序文，自然不教他们看，以免浪费时力。目录表示本书的眉目，也具有提要的性质。所以也须养成学生先看目录的习惯。有些书籍，固然须顺次读下去，不读第一卷就无从着手第二卷。有些书籍却不然，全书分做许多部分，各部分自为起讫，其前后排列或仅大概以类相从，或仅依据撰作的年月，或竟完全出于编排时候的偶然；对于那样的书籍，就不必顺次读下去；可以打乱全书的次第，把有关某一方面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读。读过以后，再把有关其他方面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读，或许更比顺次读下去方便且有效得多。要把有关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就更有先看目录的必要。又如选定教材若是长篇小说，假定是《水浒》，因为分量太多，时间不够，不能通体略读，只好选读它的一部分，如写林冲或武松的几回。要知道哪儿回是写林冲或武松的，也得先看目录。又如选定教材的篇目若是非常简略，而其书又适宜于不按照次第来读的，假定是《孟子》，那就在篇目之外，最好先看赵岐的“章指”。“章指”并不编列在目录的地位；用心的读者不妨抄录二百几十章的“章指”，当它是个详细的目录提要。有了这样详细的目录提要，因阅读的目标不同，就可以把二百几十章作种种的组合，为某一目标取某一组合来精心钻研。目录的作用当然还有，可以类推，不再详说。教师指导的时候，务须相机提示，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目录。三参考书籍指导参考书籍，包括关于文字的音义，典故成语的来历等所谓工具书，以及与所读书有关的必须借彼而后明此的那些书籍。从小的方面说，阅读一书而求其彻底了解，从大的方面说，做一种专门研究，要从古今人许多经验中得到一种新的发现，一种系统的知识，都必须广博地翻检参考书籍。一般学生读书，往往连字典词典也懒得翻，更不用说跑进图书室去查阅有关书籍了。这种“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二时未尝不可马虎过去；但是这就成了终身的病根，将不能从阅读方面得到多大益处；若做专门研究工作，更难有满意的成就。所以，利用参考书籍的习惯，必须在学习国文的时候养成。精读方面要多多参考，略读方面还是要多多参考。起初，学生必嫌麻烦，这要翻检，那要搜寻，不如直捷读下去来得爽快；但是渐渐成了习惯，就觉得必须这样多多参考，才可以透彻地了解所读的书，其味道的深长远胜于“不求甚解”；那时候，让他们“不求甚解”也不愿意了。国文课内指导参考书籍，当然不能如专家做研究工作一样，搜罗务求广博，凡有一语—条用得到的材料都舍不得放弃，开列个很长的书目。第一，须顾到学生的能力。参考书籍用来帮助理解本书，若比本书艰深，非学生能力所能利用，虽属重要，也只得放弃。譬如阅读某一书，须做关于史事的参考，与其教学生查《二十 四史》，不如教他们翻一部近人所编的通史；再退一步，不如教他们看他们所读的历史课本。因为通史与历史课本的编辑方法适合于他们的理解能力；而《二十四史》本身还只是一堆材料，要在短时期间从中得到关于一件史事的概要，事实上不可能。曾见一些热心的教师给学生开参考书目，把自己所知道的，巨细不遗，逐一开列，结果是洋洋大观，学生见了惟有望洋兴叹；有些学生果真去按目参考，又大半不能理解，有参考之名，无参考之实。这就是以教师自己为本位，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弊病。第二，须顾到图书室的设备。教师提示的书籍，学生从图书室立刻可以检到，既不耽误工夫，且易引起兴趣。如果那参考书的确必要，又为学生的能力所能利用，而图书室没有，学生只能以记忆书名了事；那就在阅读上短少了一分努力，在训练上错过了一个机会。因此。消极的办法，教师提示参考书籍，应以图书室所具备的为限；积极的办法，就得促图书室有计划地采购图书——各科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参考书籍，国文科方面当然要有它的一份。这件事很值得提倡。现在一般学校，不是因经费不足，很少买书，就是因偶然的机遇与教师的嗜好，随便买书；有计划地为供学生参考而采购的，似乎还不多见。还有个补救的办法，图书室没有那种书籍，而地方图书馆或私家藏书却有，教师不妨指引学生去借来参考。图书室购备参考书籍，即使有复本，也不过两三本；一班学生同时要拿来参考，势必争先恐后，后拿到手的，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为解除这种困难，可以用分组参考的办法：假定阅读某种书籍需要参考四部书，就分学生为四组，使每组参考一部；或待相当时间之后互相交换，或不再交换，就使每组报告参考所得，以免他组自去参考。第三，指定了参考书籍，教师的事情并不就此完毕。如果那种书籍的编制方法是学生所不熟悉的，或者分量很多，学生不容易找到所需参考的部分的。教师都得给他们说明或指示。一方面要他们练习参考，一方面又要他们不致茫无头绪，提不起兴趣；惟有如上所说相机帮助他们，才可以做到。四阅读方法指导各种书籍因性质不同，阅读方法也不能一样。但是就一般说，总得像精读时候的阅读那样，就其中的一篇或一章一节，逐句循诵，摘出不了解的处所；然后应用平时阅读的经验，试把那些不了解的处所自求解答；得到了解答，再看注释或参考书，以检验解答的对不对；如果实在无法解答。那就迳看注释或参考书。不了解的处所都弄清楚了，又复读一遍，明了全篇或全章全节的大意。最后细读一遍，把应当记忆的记忆起来，把应当体会的体会出来，把应当研究的研究出来。全书的各篇或各章各节，都该照此办法。略读原是用来训练阅读的优良习惯，必须脚踏实地，毫不苟且，才有效益；决不能让学生胡乱读过一遍就算。惟有开始脚踏实地，毫不苟且，到习惯既成之后才会“过目不忘”，“展卷自得”。若开始就草草从事，说不定将一辈子“过目辄忘”“展卷而无所得”了。还有一层，略读既是国文功课方面的工作，无论阅读何种书籍，都宜抱着研究国文的态度。平常读一本数学课本，不研究它的说明如何正确；读一本史地课本，也不研究它的叙述如何精当。数学课本与史地课本原可以在写作技术方面加以研究；因作者的造诣不同，同样是数学课本与史地课本，其正确与精当的程度实际上确也大有高下。但是在学习数学、学习史地的立场，自不必研究那些；如果研究那些，便转移到学习国文的立场，抱着研究国文的态度了。其他功课的阅读都只须顾到书籍的内容。国文功课训练阅读，独须内容形式兼顾，并且不把内容形式分开来研究，而认为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经过了国文功课方面的训练，再去阅读其他功课的书籍，眼力自也增高。认清了这一层，对于选定的略读书籍自必一律作写作技 术的研究。被选的书总有若干长处；读者不仅在记得那些长处，尤其重要的在能看出为什么会有那些长处。同时不免或多或少有些短处；读者也须能随时发现，说明它的所以然，这才可以做到读书而不为书所蔽。——这一层也是就一般说的。现在再分类来说，有些书籍，阅读它的目的在从中吸收知识，增加自身的经验；那就须运用思考与判断，认清全书的要点，不歪曲也不遗漏，才得如愿。若不能抉择书中的重要部分，认不清全书的要点。或忽略了重要部分，却把心思用在枝节上，所得结果就很少用处。要使书中的知识化为自身的经验，自必从记忆入手，记忆的对象若是阅读之后看出来的要点．因它条理清楚，印入自较容易。若不管重要与否．而把全都平均记忆，甚至以全部文句为记忆的对象，那就没有纲领可凭，徒增不少的负担，结果或且全部都不记忆。所以死用记忆决不是办法，漫不经心地读着读着，即使读到烂熟，也很难有心得；必须随时运用思考与判断，接着择要记忆，才合于阅读这一类书籍的方法。又如小说或剧本，一般读者往往只注意它的故事；故事变化曲折，就感到兴趣，读过以后，也只记住它的故事。其实凡是好的小说和剧本，故事仅是迹象，凭着那迹象，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或社会批判，那些才是精魂。阅读小说或剧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专取迹象，抛弃精魂，决非正当方法。在国文课内，要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尤其不应如此。精魂就寄托在迹象之中，对于故事自不可忽略；但是故事的变化曲折所以如此而不如彼，都与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批判有关，这一层更须注意。初学者还没有素养，一时无从着手；全仗教师给他们易晓的暗示与浅明的指导，渐渐引他们入门。穿凿附会固然要不得，粗疏忽略同样要不得。凭着故事的情节，逐一追求作者要说而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才会与作者的精神相通，才是阅读这一类书籍的正当方法。有些学生喜欢看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教他们不要看，他们虽然答应了，一转身还是偷偷地看。这由于没有学得阅读这类书籍的方法，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故事上的缘故。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暗示与指导，渐渐有了素养，就会觉得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在故事之外没有东西，经不起咀嚼；不待他人禁戒，自然就不喜欢看了。——这可以说是消极方面的效益。又如诗集，若是个人的专集，按写作年月，顺次看诗人意境的放大或转换，风格的确立或变易，是一种读法。按题材归类，看诗人对于某一题材如何立意，如何发抒，又是一种读法。按体式归类，比较诗人对于某一类体式最能运用如意，倾吐诗心，又是一种读法．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而文学这东西，尤其是诗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还得要综合地感受。所谓感受，就是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起了共鸣，仿佛诗人说的正是读者自己的话，诗人宣泄的正是读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阅读诗歌的最大受用在此。通常说诗歌足以陶冶性情，就因为深美玄妙的诗歌能使读者与诗人同其怀抱。但是这种受用不是没有素养的人所能得到的；素养不会凭空而至，还得从分析的研究入手。研究愈精，理解愈多，才见得纸面的文字一一是诗人心情动荡的表现；读它的时候，心情也起了动荡，几乎分不清那诗是诗人的还是读者自己的。所读的若是总集．也可应用类似前说的方法，发现各代诗人取材的异同，风格的演变，比较各家各派意境的浅深，抒写的技巧；探讨各种体式如何与内容相应，如何去旧而谋新：这些都是研究的事，惟有经过这样研究，才可以享受诗歌。我国历代诗歌的产量极为丰富；读诗一事，在知识分子中间差不多是普遍的嗜好。但是就一般说，因为研究不精，感受不深，往往不很了然什么是诗。无论读和写，几乎都认为凡是五字一句，七字一句，而又押韵的文字便是诗；最近二十年通行了新体诗，又都认为凡是分行写的白话便是诗。 连什么是诗都不能了然，哪里还谈得到享受?更哪里谈得到写作?中学生固然不必写诗，但是有享受诗的权利；要使他们真能享受诗，自非在国文课内认真指导不可。又如古书，阅读它而要得到真切的了解，必须明了古人所处的环境与所怀的抱负。陈寅恪先生作审查一本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间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这里说的是专家研究古代哲学应持的态度，并不为中学生而言；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很深的修养与学识，一般知识分子尚且不易做到，何况中学生?但是指导中学生阅读古书，不可不酌取这样的意思，以正他们的趋向——尽浅不妨，只要趋向正，将来可以渐求深造。否则学生必致辨不清古人的是非得失，或者一味盲从古人，成个不通的“新顽固”，或者一味抹杀古人，骂古人可笑可怪，成个浅薄的妄人。这岂是教他们阅读古书的初意?所谓尽浅不妨，意思是就学生所能领会的，给他们适当的指导。如读《孟子·许行章》“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一节，若以孟子这个话为天经地义，而说从前君主时代竭尽天下的人力物力以供奉君主是合理的，现代的民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是要不得的；这便是糊涂头脑。若以孟子这个话为胡言乱语，则说后代劳心者与劳力者分成两个阶级，劳心阶级地位优越·劳力阶级不得抬头．都是孟子的遗毒；这也是偏激之论。要知道孟子这一章在驳许行的君臣并耕之说，他所持的论据是与许行相反的“分工互助”。劳力的百工都有专长，劳心的“治人者”也有他的专长，各出专长，分任工作，社会才会治理；这是孟子的政治理想。时代到了战国，社会关系渐趋繁复，许行那种理想当然行不通。孟子看得到这一点，自是他的识力。要怎样才是他理想中的“治人者”?看以下“当尧之时”一大段文字便可明白，就是：像尧舜那样一心为民，干得有成绩，才算合格。这是从他“民为贵”的根本观点而来的，正因“民为贵”，所以为民除疾苦，为民兴教化的人是“治人者”的模范。于此可见他所谓“治人者”至少含有“一心为民，干政治具有专长的人”的意思，并不泛指处在君位的人，如古代的酋长或当时的诸侯。至于“食人”“食于人”。在他的意想中，只是表示互助的关系而已，并不含有“注定被掠夺”“注定掠夺人家”的意思——如此看法，大概近于所谓“了解的同情”，与前面说起的糊涂头脑与偏激之论全然异趣。这未必深奥难知，中材的高中二三年生也就可以领会。多做类似的指导，学生自不致走入泥古诬古的歪路了。五问题指导无论阅读何种书籍。要把应当记忆的记忆起来，把应当体会的体会出来，把应当研究的研究出来，总得认清几个问题——也可以叫做题目。如读一个人的传记，这个人的学问、事业怎样呢?或读一处地方游记，那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情形怎样呢?都是最浅近的倒子。心中存在着这些问题或题目，阅读就有了标的，辨识就有了头绪。又如阅读《爱的教育》，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或题目：作为书中主人翁的那个小学生安利柯，他的父亲常常勉励他，教训他，父亲希望他成个怎 样的人呢?书中写若干小学生，家庭环境不同，品性习惯各异，品性习惯受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呢?书中很有使人感动的地方，为什么能使人感动呢?诸如此类，难以说尽。又如阅读《孟子》，也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或题目：孟子主张“民为贵”，书中哪些篇章发挥这个意思呢?孟子的理想中，把政治分为王道的与霸道的两种，两种的区别怎样呢?孟子认为“王政”并不难行，他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诸如此类，难以说尽。这些是比较深一点的。善于读书的人，一边读卞去，一边自会提出一些问题或题目来，作为阅读的标的，辨识的头绪，或者初读时候提出一些，重读时候另外又提出一些。教学生略读，当然希望学生也能如此；但是学习习惯未成，功力未到，恐怕他们提不出什么，只随随便便地胡读一阵了事，就有给他们提示问题的必要。对于一部书，可提出的问题或题目，往往如前面说的，难以说尽。提得太深了，学生无力应付；提得太多了，学生又无暇兼顾。因此，宜取学生能力所及的，分量多少又得顾到他们的自修时间。凡所提示的问题或题目，不只教他们“神游冥想”，以求解答；还要让他们利用所有的凭借，就是序目、注释、批评、及其他参考书。在教师揭示之外，学生如能自己提出，当然大可奖励。但是提得有无价值，得当不得当，还须由教师注意与指导。为养成学生的互助习惯与切磋精神起见，也可分组研究；令每组解答一个同题或题目，到上课时候报告给大家知道，再听同学与教师的批判。以上说的，都是教师给学生的事前指导。以后就是学生的事情了——按照教师所指导的去阅读，去参考，去研究。在这一段过程中，学生应该随时作笔记。说起笔记，现在一般学生似乎还不很明白它的作用；只因教师吩咐要作笔记，他们就在空白本子胡乱写上一些文字交卷。这种观念必须纠正。要让他们认清，笔记不是教师向他们要的赋税，而是他们读书学习不能不写的一种记录。参考得来的零星材料，临时触发的片段意思，都足以供排比贯穿之用，怎能不记录?极关重要的解释与批评，特别欣赏的几句或一节，就在他日还值得一再检览，怎能不记录?研究有得，成了完整的理解与认识，若不写下来，也许不久又忘了，怎能不记录?这种记录都不为应门面，求分数，讨教师的好；而只为于他们自己有益——必须这么做，他们的读书学习才见得切实。从上面的话看，笔记大概该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碎屑的摘录；一部分是完整的心得——说得堂皇一点，就是“读书报告”或“研究报告”。对于初学，当然不能求其周密深至；但是敷衍塞责的弊病必须从开头就戒除，每抄一条，每写一段，总得让他们说得出个所以然。这样成了习惯，终身写作读书笔记，便将受用无穷，无论应付实务或研究学问，都可以从笔记方面得到许多助益。而在上课讨论的时候，这种笔记就是参加讨论的准备；有了准备，自不致茫然无从开口，或临时信口乱说了。学生课外阅读之后，在课内报告并讨论阅读一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待全书读毕，然后作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前面已经说过。那时候教师所处的地位与应取的态度，《精读指导举隅》曾经提到，不再多说。现在要说的是成绩考查的事。教师指定一本书教学生阅读，要他们从书中得到何种知识或领会，必须有个预期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判定成绩的根据。完全达到了标准，成绩很好，固然可喜；如果达不到标准，也不能给他们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就了事，必须研究学生所以达不到标准的原因——是教师自己的指导不完善呢，还是学生的资质上有缺点，学习上有疏漏?——竭力给他们补救或督促，希望他们下一次阅读的成绩比较好，能渐近于标准。一般指导自然愈完善愈好；对于资质较差，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的个别指导，尤须有丰富的同情与热诚。总之，教师在指导方面多尽一分力，无论优等的次等的学生必可在阅读方面多得一分成绩。单是考查，给分数， 填表格，没有多大意义；为学生的利益而考查，依据考查再打算增进学生的利益，那才是教育家的存心。以上说的成绩，大概指了解，领会以及研究心得而言。还有一项，就是阅读的速度。处于事务纷繁的现代，读书迟缓，实际上很吃亏；略读既以训练读书为目标，自当要求他们速读，读得快，算是成绩好，不然就差。不用说，阅读必须以精细正确为前提；能精细正确了，是否敏捷迅速却是判定成绩应该注意的。类文品读怀念圣陶先生——吕叔湘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 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 陶先生找过我,说有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 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长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时候乘公共汽车,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尽管没有多少话要说。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可是书以人重,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是楷书写的。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虚愿欲齐贤。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卑因橡笔得深赏。这里既有溢美之辞,也有勉励的话,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顾不上了。在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发表在《开明少年》上,后来剪贴成册的。华西初访,记见垂髻觑,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辗转汉浦湘奉,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开载于今,重读依然赏佳趣。观感本童心,暗喜轻愁带幽默,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8月,谢刚主(国祯)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随侍,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非常清静。早晚在松林中散步,虽少花香,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来去自由,没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讲话和应酬,圣陶先生心情很舒畅,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除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就没有再出京了。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圣陶先生兴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为晚上没睡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住了一程子医院,回家休养,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说起圣陶先生,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来电话,说叶老去世了,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联：交情兼师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